夫妻店
大概在今年初曾经开了一个水根和掌柜的开夫妻店的坑，但那完全是一时兴起，动笔的时候完全没有大纲，对故事走向也一无所知。后来这个故事在我心里渐渐成型，我又觉得，一开始采用的那种言情小说式的笔法并不适合这个故事。总之，改写之后终于舒坦了。
一发完，不太到两万字，可以放心食用。
上、
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虽然已经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并不是说从此天下太平。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小家，还是新生的祖国这个大家。前者，我的体会再深刻不过了。我的父母和妹妹，我全部亲爱的家人，都死在了这场空前的浩劫里。
我是在解放前夕才知道这事儿的，此前，我一直心中怀着保卫亲人的信念战斗着。我随部队开进北平时是深夜，大家都累了，横七竖八地在街道和人家的屋檐底下睡下。
我就是北平人，许多年没有回家了，解放当天我们营驻扎在兴平街口，离我家的胡同只有两条街。战友们都睡得沉了，只有我辗转难眠，前半夜我想明天就去向政委请假，看看家里人，看看我的父母亲，还有灵秀可爱的小妹妹……前半夜我尽在心里打腹稿，见了政委该怎么说。但是家这个字对在外的游子而言，其实是不能想的，就像不能轻易放开拦住洪水的大坝。后半夜星斗隐没，明月升上头顶，我觉得不可能等到天亮了，到那时候我非疯了不可。让我违反这唯一一次的纪律吧！那又怎么样呢，我十四岁离家，到现在整整六年没见过家里人了！我悄悄站起来，小心地挑着地方下脚，从熟睡的战友们身边走过，那弯弯绕绕的小胡同，我也是从小就熟悉的，所以灵巧地躲过巡逻的侦察兵，往家里去了。
然而……
我要组织语言往下说，一想到那时候打开门看见的情形，嘴唇都哆嗦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两扇吱悠悠荡开的破门板之间涌出的寒风，仍使我浑身发冷。炊事班的孙师傅在旁边，我俩一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此时他觉出我的不自在，宽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林啊，不想说就不要说下去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那……那是悲剧，悲剧还是不要一遍遍地重复了，怪难受的。其实你现在在这里，就说明了一些事情。”
他叹了口气，无比感怀地说，“哎呀……我要是还能有个家，我才不出来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遭罪呢！你瞅瞅这天儿，多冷，这天儿就该在家里炕上烧得热热的，吃饱了饭，拿被子把脑袋一蒙，搂着媳妇儿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才叫美呢！”
我笑了，“孙师傅，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在外面奔波，为的是让全中国人民都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不是没有意义的。”
他说， “怪不得是大学生呢，说话一套一套的。”
我还想跟他理论，我就揪着这个话题不放。我说，“孙师傅，这不是我措辞的问题，而是道理就在那里摆着，毛主席也说……”
“这我能不知道吗？政委每回开思想会都得讲，早些年头，也有人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这些。这些年来，他虽然不在我身边了，可一想起他，这些话就在我耳边回荡，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道理我都明白。就是……”他努力组织着语言，“就是有时候你会想，都是平头老百姓，为啥咱就那么倒霉，得拿自己个儿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去换别人的呢？毛主席说天下人不分三六九等，我看，他老人家就这一句算不上很对，人啊，是分得出高下的，可这不是看你有多少钱、置办下多大的家业，也不是看你思想纯不纯洁进步进步。一拨人注定要用他们的去换别人的。小林，你别皱眉头，你想想：难道你就没想过凭什么？凭什么我在这里喝西北风？凭什么我就得失去亲人、抄没家产、家破人亡？是啊，我是自愿参加革命，可还不是命把你逼上这条路的，不然好端端的日子过着，谁愿意干那喝冰雪嚼草根、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儿？我翻来覆去地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命。这不是配不配得上的事儿……”
“孙师傅，您这是旧思想，封建、迷信。哪儿有什么神仙、皇帝啊？吃晚饭前，我们不是一起唱过《国际歌》吗？歌词里这么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们的——”说到这里，我下意识地住了嘴，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你怎么不说了？下一句就是：我们的命运要靠我们自己。这么说，还是有命运的，是不是？”
“唉，命哪。”孙师傅自言自语地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但是，在这样的冬夜里人是不能长时间沉默的，为了保持清醒，不致冻馁过去，我们几乎要不断地谈话。就算实在没有话说，也要掰出话题来。我只好把孙师傅推一推，“孙师傅，我们说说话，要不，唱歌也行。”
提起说话，他转过脸来了，并且饶有兴致地问道，“别人求着睡个安稳觉都不成呢，可我怎么听说你主动要替人家来帮我的忙？”
我告诉他我不想睡觉，我喜欢跟人谈天。借着微弱的星光，我把一本巴掌大、破旧但尽量保持整洁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从棉袄袖筒里掏出来给他看，这是我全副家当里最珍贵的一样。我告诉孙师傅我的志向是做记者，我喜欢记录与别人的谈话。尤其是，我确实相信这场征途是无比正义和传奇的，记录下战士们的话语，未来会有人想要看的。
“哼，什么啊……我们不过是群平头老百姓罢了，平生最大的理想不过就是有口饭吃、有热炕睡。要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能忍就忍……我们多能忍啊！当年，日本人把我的酒楼征用去做了停尸房，我能怎么办？我屁也不敢吭一声，远远地跑了……可是，你让一尺，那些人就又逼上来一丈。”
“您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恳求道。“讲个……对了，就讲……从前太平日子里最高兴的时候。”
“我想想啊……想想……”
他半天想不出来，我又半开玩笑地说，“对了，孙师傅，光在嘴边媳妇儿媳妇儿的，你究竟有家室没有？”
他实实地打了个激灵，好像从噩梦里惊醒似的。回过神儿来对我说：“有啊，怎么没有？我媳妇叫水儿，那果真是我们那整个县城里最水灵的闺女儿，爱穿青蓝白色，往那儿一站，那个俊人材——”
刺骨的寒风中，孙师傅就对我讲起他的妻子来，而且是滔滔不绝地说着关于妻子哪怕最细微的小事。娶妻的时候，他的酒楼已经没了，寄人篱下地艰难度日，可是，他依然觉得这是最好最安逸的时候，胜过往日的任何一刻。
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虽然已经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并不是说从此天下太平。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小家，还是新生的祖国这个大家。为了大家的太平，志愿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渡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孙师傅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一九五一年的十二月。小家和大家的动荡，都叫我俩赶上了。
中、
五一年我们营驻扎在729高地，这天炊事班的孙师傅，我就求着炊事班的同志让我跟着去了。当然我们也不是去玩的，只是到附近的村落给战士们采买军粮，异国他乡的隆冬格外严酷，这个夜晚，我们不能像其他的战士那样蜷缩在避风的巉岩底下睡大觉，迎着风行走，反而喝了不少西北风进肚子里——连个火把也不敢打；再说，也没有足够的做火把的材料啊。孙师傅搓着手，实在是太冷了，他说，你说要听故事，那就讲个吧。讲讲……就讲讲我媳妇儿。不过在讲故事之前，我得先介绍介绍我自己。
我姓孙，大名叫孙友福。我跟你说过，小日本还在咱的国土上作威作福的时候，我在家乡安庆经营一家酒楼，叫鼎香楼，专卖驴肉。鼎香楼的正经当家是我师父，他老人家饥荒年间把我和我师弟保禄从街上捡回来，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养着。我师父他老人家能耐着呢，按文人的话说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哎，又能掌勺、又会算账。他把算账管银子、往来逢迎的门道教给我，把驴肉秘方交给我师弟，这样我在前堂、师弟在后厨，谁也离不开谁，好让我俩兄弟同心，相互扶持一辈子。师父活着时是这样，他谢世以后，我和保禄更不敢造次，更加恪守老人家的遗训，把我们的师娘也当亲娘似的侍奉，虽然我俩谁也没见过自己的亲娘。结果竟然比师父在世的时候还要友爱。
日本人来了，日子虽然难过得很，可是多少还能支撑下去。人生谁没碰过个沟坎？鼎香楼就是在八国联军那时候开起来的，比我们这会儿还要艰难，可不也照样红火火？——话虽然这么说，可是都盼着日本人赶紧滚蛋。好容易叫我盼着了四五年，日本人连吃败仗，眼看着就像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想不到小日本觉出自己大势已去，连本来就难看的吃相那最后一点体面也不要了，疯了似的烧杀抢掠。
我一合计，火这下子真要烧到头顶上了，这哪儿行？就赶紧让前头跑堂的伙计全福把我们师娘护送回乡下去了，那儿日子虽说也不好过，多少还太平点，我们老家那一带的村子都太穷了，日本人都不屑抢……
剩下我和保禄俩人，本来每天出城买菜是全福的活儿，他一走，只好让保禄这个掌勺的代劳。结果他就有一天出城买菜，再没回来。
他一走，店里没了掌勺的，也就开不下去了，但我也不敢关门啊，日本人为了秩序，凡是歇业的店面都得交一大笔钱。况且店关了，要是保禄有一天回来了，可往哪儿找我去呢？我就天天在店里安排点清粥小菜什么的卖卖，别的我也不会做啊。再招待招待住店的，勉强过着，横竖就剩下我一人儿……
这么着过了半年，保禄竟然捎信儿来了，我们那条街上，有个卖烟卷儿的孩子，叫小石头，要是生意不好，他常到我那儿要口吃的。有一天，他一大早就来了，问我，掌柜的，有吃的没有啊？
我说去去，大清早的，还没开张呢。
我可不白吃你的……
他话一出口我就笑了，这孩子，从前都是抹抹嘴巴就开溜，今儿转性了，知道吃饭要付账了。我就逗他说：那好，你有几文钱？
我……我……他上上下下地摸口袋，什么也没摸索出来，只好嬉皮笑脸地说：
这样吧，掌柜的，我拿烟抵了，行吗？
我说别急着掏烟，我又不抽烟，你给我有什么用呢？
他一叠声地说收下吧收下吧，挑了包贵的塞在我手里了，总吃你的不好意思。我说呦呵算你小子有良心，却没来由地心直跳，给他打了碗稀粥——你也知道，那时候有碗稀粥喝酒算不错——到了后厨把烟盒拆开一看，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保禄写给我的信。
他说自己一天出去买菜，偶然碰上了八路军的队伍，那会儿也来不及回来跟我说了，头脑一热就挑着菜筐子跟着队伍走了，现在陕西边区的队伍里呢。
我一听这消息，也不考虑它是真是假，一是这十足十像是保禄能干出来的事儿，二是这窝囊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三呢，是我我寻思保禄大字儿不识一个，这信的笔迹恁地秀气，准一定真是碰上部队了，部队里的好人帮他写的。连铺子都没锁，板儿都没上，怕给日本人看出我要跑的破绽来，我啥行李也没带，怀里揣着几块银元就走了。
那几块银元哪够我从安徽一路到陕西边区去啊？我足足走了三个月，开始还能坐火车、住店，后来就只能下脚走，睡在野地里。等走到的时候，那脚上的鞋都叫我磨穿了。一路上别的大小艰险，就更不用说了，真要说下去啊，得到天亮。就说这皇天不负有心人，真叫我把组织找到了。
那首长很和气，帮我打了电报，问问各队伍里有没有杨保禄这个人；又请我在他办公室里稍等，一会儿战士们安排下晚上的住宿再来喊我。我就在他办公室里等着。等到太阳快下山了，夕阳的光非常刺眼地从窗口里射进来的时候，外面走进来一个姑娘，穿一身灰布军装，大辫子一甩一甩的，眼睛那个亮呦，可着一股英气劲儿。她走路的样儿，像大老爷们儿一样挺直了身板儿。咱们营里也有女战士，也都英气，但一看还是姑娘样儿，那姑娘不一样。
我一看，这姑娘模样俏生着哪，可我看的不是她俏，我觉得她眼熟。没准儿从前就到过我们鼎香楼，吃过饭、打过尖儿，总有一面之缘，不然怎么觉着这么熟悉？
我听她跟首长说话，首长说，水儿同志！有一桩任务要派给你，非常艰巨，你愿不愿意接受？
她脚跟一并，打了个军礼，说，“请首长指示！”
孙师傅转述水儿姑娘的话的时候，音色也敞亮不少。
你说巧不巧？首长就说，我们呢，在安徽安庆地区的交通站不幸被敌人破坏了，现在急需新的交通员，水儿同志，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安庆担任新的交通员，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说到安庆，我能不仔细听吗？首长接着就跟水儿介绍起安庆的情况来了，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真不错，可是，毕竟是离得太远了，提到鼎香楼，离我逃跑三个月了，竟然连它已经关门大吉了也不知道。我心里一阵酸哪，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就站起来说：“首长，这不对啊。”
水儿姑娘望了我一眼。
“老乡，你是来投军的吗？”
她一看过来，我脸上就一阵发烧：这么个姑娘都参军打仗，我却在家当缩头乌龟，要是照实说了，可不招她笑话？好在首长替我解了围，又请我介绍安庆的情况。我大概讲了讲，我说，这嘴上说着，毕竟不牢靠，指不定就把什么重要的情报漏下了。不如我和水儿姑娘一道回去？
首长立刻喜上眉梢地说好啊！好！
水儿却说，这虽然好，可是老乡，我要警告你，情报工作可艰难得很，你去而复返，回去一定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怀疑，日子可就难过了。
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有什么可怕？横竖家里就剩下我一人了。
我把话咬死了，也怕自己反悔。
水儿也就不再反驳了。她问首长，“首长，这次给我安排什么身份？”
首长沉吟着看着我俩，足看了快一分钟，说，“现在看来，我们给你安排下的假身份，倒不如这样……老乡，你有家室没有？”
我没有。
“那敢情好。这样，你们两个年纪也合适，就扮一对假夫妻最妥当，行不行？”
水儿说她一切听组织安排。她看也没看我一眼。看那样儿既然首长是这么命令了，我就是头驴，她也无所谓。打一开始我就对此心知肚明。可我很快发现，她对我并非完全无所谓，相反，总有那么一股子没来由的怒气在这里头。那会儿我也说不好哪里开罪了她，只能说是凭着开了那么多年酒楼，迎来送往的一点直觉起了作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过，好端端的大姑娘，忽然就说要跟个陌生男人扮夫妻，多少一点别扭想来是有的。所以我尽可能宽慰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说别怕。
但其实水儿待我是很好的，看不出一丝个人情绪。
我们的行动事不宜迟，第二天，我俩就上了回安庆的火车。我还记得水儿那天穿什么衣服，一件男式的灰褂子，这么长——胳膊肘挽着一个小布包。我们就这么上了火车……
孙师傅回家一看，自己家的酒楼当然已经被查封了，他只得悄悄地去投奔住在邻村的舅舅。孙师傅是孤儿，这个舅舅也并不是亲舅舅，而是他师娘的兄弟。不过，因为师父师娘向来将他视如己出，舅舅也拿他当亲外甥般地对待，让他们夫妻俩住在自个儿家里，孙师傅自己是管账的能手，舅舅就让他掌管店内账目，反而让自己的儿子去跑堂。水儿姑娘呢，虽然是位枪法不赖、素质过人的女战士，扮起低眉顺眼的家庭妇女来，倒也像模像样。舅舅自己的妻子早逝，他和儿子没有女人料理家务，各方面都很是随便，十多年来一直过得邋邋遢遢。水儿一来，就将那小院子包下了，洗衣服做饭、整理家务，一个女人就让屋里有家的样子了。
孙师傅说，我真对不起她。她是什么样的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战士，是我把她拖进枯燥乏味的旧式家庭里，受家务的摧折、邻里的闲话，那种住你家隔壁的中年妇女的嘴可实在是碎，从水儿的出身一直猜忌到她的品德，或者说在这么一种人面前受她打量，就不得不浑身上下都被猜忌一遍。她本来能在部队里参与堂堂正正的战斗，可是现在呢？在油灯底下给一家子老小男人纳鞋底儿补衣服，熬得眼睛都要干了。
就说刚开始吧。刚开始，她似乎隐隐地预见了前方的命运，不太愿意搭理我，嗨，可是啊，天天睡一个屋儿，年深日久的，就算是条狗，也有感情了，何况我俩干的是经营地下交通站这么险恶的活儿呢。到那后来，水儿在这块地角安顿下来，就连门口串巷子卖烟的小石头，都会一边喊着‘香烟——洋火——水儿——大姐’进来讨吃的。我说你真是的，我水儿今年还年轻，什么大姐不大姐的。他说那我改口叫大嫂？我叫她妹妹你乐意吗。啊，我之前是不是说过小石头在我鼎香楼那会儿就卖洋火？我那会儿才知道，那小石头九岁就参加了革命，今年十四岁，革命年龄比水儿还长……那会儿他隔三差五上我们这里来要吃的，借机传递情报。水儿待他也好，有时候如果在饭点儿上，灶还没熄，还特意给他烧个菜。哎，你是没吃过我媳妇儿烧的菜。孙师傅说，“我只是管账的，对做饭一窍不通，当然现在跟着军队走，耳濡目染地也学会了，但是当时……”
我问他，“孙师傅，经营交通站，迎来送往地肯定执行了不少任务吧？”
他说那当然！想了想说：“这一个，不一定是最艰险的，不过肯定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啊，即使像现在这样被北方的寒天冻得脑子都僵了，也忘不了那事儿的原原本本啊。”
“那是……第三年秋天的事儿了，天还热着，我们店里来了一个住店的，我呢，当时正忙着，叫我媳妇去告诉一声，今天店里满员了，只一楼还有通铺，不介意的话就将就将就吧。”
话虽然这么说，我看那小青年儿细皮嫩肉的，虽然面目精干，毕竟瘦伶伶的样儿，必然不愿意跟二三十个人睡那又脏又臭的大通铺。我媳妇一回来，我就跟她说，怎么样？人家是不是不乐意？
我媳妇把门关上，窗掩上，看看四周没有人，才走到我旁边来，要跟我说话，我一看这架势，立马就警觉起来了。要论那做交通员的素质，我媳妇儿可比我强多了，这准是有情况。她走到我旁边，本来严肃的神情突然就变做个笑面儿，推了我一把，说，老孙，你可真行，让一个女孩子去睡通铺！
我一下子就懵啦，我说哪儿是女的呢，那活脱脱是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嘛。人家连证件都有，叫林泽，哪儿有女的叫林泽的呀。你看你，水儿，水儿，多好听，一听就知道是个女的。就该这么起名儿。
她说你可得了吧你，走我带你去瞧瞧，你看这眼眉，这拿茶杯时矜持的姿态，声音又柔又细，明明就是女的。老孙，别跟我争了，你啊，白长了这么大一双招子！听她这么一说啊，我还真就，对这位客人越看越觉得奇怪。越看哪，我越觉得她就是个女的，而且我越看越觉得他眼熟。那问题可就难办了：我怎么能叫一个女的睡大通铺呢？她不睡大通铺她就得出去走夜路，我跟把她赶出去有什么区别？这年头女子走夜路，还有别的下场吗？我赶紧跟我媳妇儿合计，我说水儿啊，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啊？可是咱们这儿客房就那么多，总不能把别的客人赶出去吧？
说到这里我真是怀念鼎香楼啊。鼎香楼比我舅舅家这间饭馆可大多了，客房也多，这么几十个客人那是远远不至于客满。
水儿说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当家的，咱们不还有一间房吗？
她说的是我俩住的那一间。我想说那咱俩怎么办呢？不过后来想想除了我们给她腾出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大不了我俩出去在大堂里打地铺呗。事情就这么定下了。下午水儿抽空把我们俩的那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私人物品都收在箱子里，尽量做出跟普通客房一样的摆设，不让林少爷觉得有半点儿不适。就这样，当天晚上，我俩就把林少爷请到我们的房间里来了。
因为夜里有点儿冷，这位少爷披了一件梅红色马褂在身上，我说我怎么一直看她这么眼熟，这下把衣服换上，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原来她去年在我鼎香楼就住过店，说来也巧，那时候也是没有地方给他住，还是我跑堂的大伙计水根儿把自己屋腾给她了。她来的那天，我刚好为要交十块大洋的保护费发愁，多亏了这位少爷出手大方，靠她赏赐，才把剩下的数目补齐。哎呦我那个激动啊，我说林少爷真对不住，一开始没认出您来，上次您来小店招待不周……
她睁大了眼睛直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也想起来了。我俩就就着水儿给沏的粗茶叙了两句旧，看来她还不知道我俩已经看穿了她的女儿身，还摆着少爷架子，但能明明白白地看出有些紧张。我又纳闷儿了：若说是偶然一次还可以理解，她一个姑娘家，两年里几次做长途旅行，孤身经过安庆，是为什么呢？莫非她有什么秘密的身份？
要在平时，就算知道了，也觉得不好多问，可我已经渐渐习惯了经营交通站的生活，为组织打听点情况本来就是分内之事。我跟我媳妇一唱一和地套她的话，饶是她口风再紧，也露出了点端倪，我俩确定了，这就是来到地下交通站的我们的同志。奇怪的是之前负责跟我们单线联系的同志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我跟水儿对视一眼，心下里咯噔一声，不知道那位同志怎么样了，是否被什么棘手的任务耽搁，或者干脆遭遇了不测……
两年了，我还是不习惯身边死人啊。
这位单枪匹马闯日占区的女同志，并没有对我们起疑心，反而是觉得终于有了那么点依靠，松了口气。看着没有事情了，我和水儿向她告辞，抱了两床被子准备上大堂打地铺去。她阻拦我们说：“不必这么麻烦，其实，我一会儿就要走。”
这怎么行得通！我一下子把手里抱的被子卷儿都扔了，言辞急切地对她那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现在的宵禁执行得非常严格，她敢出去，保不齐就在外面的哪个街头巷尾被宪兵逮住。她神情紧张，脸色紧绷绷的，只说，这您就不用管了，孙掌柜，麻烦您啊，给我上住店的客人那儿打听一份火车的列车时刻表，成吗？
我说您要坐火车也用不着半夜出去啊，哎呦，您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坏了，这就说漏了嘴了。
林少爷看看我，又看看水儿，知道自己女扮男装的身份终究还是没有藏住，于是支支吾吾地说清了缘由：原来她是因为女子在道上行走多有不便，这才假冒了哥哥的身份。我只希望接下来自己别再把我们对她的地下党身份的猜测也一块抖搂出来。然而，水儿忧心忡忡地问：“当家的，这样真的好吗？”
“什么好不好的。”
我俩并着肩在井边打水，水儿焦虑地往后面我们那屋儿里看了一眼，说，这林少爷想必有什么重要任务出了差池。据我经验，她应该是错过了约定的接头时间，只好先找家店住下。
可是她怎么会错过呢？
我什么都知道啊？你问她去。
在吱吱呀呀的辘轳声的掩盖下，我问水儿：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水儿叹了口气，要是平时，就算绑也得留她在这里住一晚，夜里行动实在太危险，可是，如果她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递送，咱们拦她，不是害了组织？当家的，咱们得商量商量，咱这身份还用得着对她瞒下去吗？她现在只当咱俩是普通老乡，什么也不肯说，要是彼此透了身份，还能互相商量商量。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什么能有人命重要？
她极其无奈地望着我，这时候水已经打上来了，一晃一晃地映着她的脸。老孙，性命在别的时候可能是自己的事，但牵扯到任务，就是组织的事，你跟我，这么久了，还不明白这道理吗？
水儿返回屋里，拉着她的手叙话，同为女子，她们俩当然有的是话要说，话说到三巡林少爷已经在管我水儿叫大嫂了。就这么说着说着，水儿忽然问：“林少爷如此渊博，想必是家学风范；我考您一考吧。天若有情天亦老，下一句该如何对？”
林少爷眼睁睁地望着她，大概是太震惊了，半晌才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孙师傅念叨着这句诗。我忍不住打断他问道：这位林少爷本来叫什么呢？
“啊？”他被我问了个措手不及，我又问：“林泽恐怕不是本名吧？她有没有告诉你们真正的名字。”
“告诉了。”他说，“林静。叫林静。”
刮脸的狂风一下子变得难以忍受了，我们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里。
孙掌柜接着说下去，说到那天晚上的争执，终究他们还是给林少爷简单口述了至今为止调查出的宪兵队巡逻路线，让她走了。争吵不仅发生在夫妻二人与林少爷之间，而且发生在他们夫妻彼此间。就在夫妻二人惴惴地把林少爷从后门送走之后不久，大门被敲响了。他们应门很快，因为出了这样的事，谁也睡不着。结果来的是侦缉队的黄队长，一来就嚷嚷着给壶酒喝，外面下起雨来了，看样子必然会演变成暴雨，哎呦，今天晚饭都没工夫吃，本来以为已经够倒霉的了，谁成想下这么一场大雨，还得重新安排宪兵守备。快，整两个菜来，再给包几个驴肉火烧。
孙掌柜浑身的血一下子凉了。他回过神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看水儿，水儿素质了得，越到这种时刻，越是显得沉静，热情地招呼黄队长喝酒吃菜。黄队长拿筷子头儿点点孙掌柜，哎，掌柜的，你怎么啦？在这儿愣神呢？
水儿一笑，黄队长，这现在哪儿还有什么驴肉火烧啊？那是鼎香楼才有的东西。
黄队长顿时明了，对不住啊，对不住，提起掌柜的伤心事儿了，来，敬你一杯！
我媳妇儿细致张罗，把黄队长伺候得舒舒服服，吃饱喝足以后满意走了。他走了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哆嗦起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咱不是把林少爷往火坑里推了吗？
水儿并不说话，沉默地回到房间，打开他盛衣服的箱子，此地妇女都有这样的习惯，会把贵重的金银细软藏在衣箱深处，但水儿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是她千辛万苦从根据地夹带来的手枪，用白布仔仔细细地裹了。现在她急急忙忙地把白布扯下来。
我拦住她说你要干什么！
当家的，是你说人命金贵，什么也比不上的。
哪是这样的……我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了两圈儿，终于喊道：我跟你一起去！
你啊，连枪栓都不会上，去了做什么呢？你去了——她很平静地这么说，我的水儿总是在这种时候冷静得像一汪潭水——他们就有两个威胁我的靶子了。
我要去！就凭我是你丈夫！
话一出口，我也觉得不妥了。她怎么就是我媳妇了呢？我俩是假的，从一开始就有这么个前提，夫妻是假的，关系是假的，同床共枕的晚上是假的——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只有假话，现在我当真了，我不蠢么？我一下愣住了。
我一愣住，她就心软，她叹了口气，说，老孙，你最好记着……老孙，夫妻是假的，跟林少爷的同志关系是真的，同志有难，难道我们就在这儿看着？何况还是我们的错误情报造成的困难。
我问她，这是个人的事，还是组织的事？我太害怕了，我几乎冲她吼起来了，我说：真要这么比，咱们的任务比她的重要；你的命比她的金贵！一口气吼完，我一屁股坐在炕上。
她听了这种混账话，也没有生气什么的……只是伸手捂了一下我的嘴。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儿啊，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小林，你能明白吗？上一次咱们在路边上看见一个妇女，怀里抱着她死去的孩子，在伸手朝咱们给她另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讨饭吃，战士们都可怜她，分给她自己的口粮，那时候，我在她脸上忽然看见了我的水儿的那种笑容……
接着讲吧，我俩吵起来了，水儿对我说：小声点儿，我的当家的……就算是为了后半辈子能睡成好觉，你就让我去吧。
我让她去了。我让她去了。我站在门边上看着，先是大雨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接着她的人，把枪掖在衣服里，也急匆匆地落进雨里去了。我就那么看着。
你问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我只是在门口坐着。不是说了，我舅舅家的院子里有个后门？林少爷从那儿走的，我媳妇也是从那儿走的，单枪匹马，拎着枪……林少爷说不定连把枪都没有，走在这种暴雨天儿里，她得多害怕。我就在那处的屋檐底下等着，几乎不报一点希望。这样的大雨，我把她一个人放走了。我怎么不把她捆起来呢，就像她说的，就是绑我也要把她绑到明天早上。可是，还是就像她说的，也像你说的，也像每天政委都跟咱说的：干了这一行，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有什么权利拦她，作为丈夫还是作为同志，连我自己都想不出一个理由。
等了不知道多久，我媳妇终于回来了。我在外面坐着，不时有雨丝被风吹进我眼睛里，搞得我不断地揉，什么也看不太清。我媳妇那天又穿一件深蓝色的衣服，一直到她跌跌撞撞地走回来，扑进我怀里，再喊了一声当家的！我才回过神儿来，下意识地把她搂得紧紧的。她回来了，老天爷……
我把她连拖带抱地带进屋子里，也不敢点灯，这种雨天儿，说话的声音虽然是能被盖过去，可灯光不行，万一住店的客人谁看见这里半夜还亮着灯，总是横生枝节。我摸着黑摸索着我媳妇：这是手，这是脸，这是脖子，下面是胸脯……一边摸我的心一边安定下来，感觉血色和温度，穿透大雨的冰冷，一点点在皮肤底下再次活泛起来，我就忍不住嘿嘿地笑起来了。上天待我不薄啊，我又紧紧地把她抱住。她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老孙，快放开，像什么话。
我说你管它像话不像话的！难道还怕人看见？
她本可以拿我们不是真夫妻来反驳我，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反而无限温存地把脸贴在我头顶上，我们这么湿淋淋地抱着彼此，不知过了多久，她才说好了老孙，你也快去把湿衣服换了。我这才注意到，在屋檐下待了这么久，被风斜吹而来的雨丝都够把衣服淋湿了。我说，你别哭啊，到底怎么了……
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听下去，孙掌柜说，我就问了，小心翼翼地问，水儿，林少爷怎么样了？把她送走了？水儿就嗯了一声。睡吧，天晚了。明儿还得大早起来……当家的，你可得好好活着。
怎么就说到这上头了，到底怎么了，水儿，你得跟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睡吧。
我俩枕着暴雨声，背靠着背，乱想着心事，但是越想越睡不着，索性都几乎同时转过身来，把假夫妻做成了真夫妻，然后彼此搂抱着，不知不觉地也真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天已经晴了，亮堂堂的满地积水。
这一天我们把林少爷送走之后，没过多少日子，我媳妇也去了。小产，失血过多。
他不肯再说更多了。
下、
一九五一年的十二月，我背井离乡，跟随志愿军的队伍越过国境线，赶赴艰苦卓绝的朝鲜战场。无论什么时候，哪怕你死我活的厮杀成了战士们生活的主题，吃喝拉撒总还是免不了的。置办粮草，是行军路上的一件大事，而按我们连的规矩，奖惩好恶都从吃上体现，现如今打了一场胜仗，算算按家乡的历又到了年关，连长拿了两个银元叫我跟炊事班的孙师傅到附近的村子里买头畜生回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孙掌柜听说从军前家里开酒楼的，讨价还价很有一套，我就给他当翻译。从营地到勉强有些人烟的村庄，这之间很有些距离，路上，孙师傅就给我讲了他从前的故事，那是个挺长的故事。太漫长了。
孙掌柜介绍，直到一九四二年，他都在家乡经营祖产，一家叫鼎香楼的酒楼，手底下颇有热热闹闹的一个班子：跑堂的全福，厨子保禄，被他当亲娘敬爱的师娘，还有后来来的大伙计水根。可是就在四一年末尾，一切都不一样了，先是水根因为一些莫须有的闲事离开安庆，据说闯去了大城市；再是日本人的政策紧缩，全福护送师娘老太太回了乡下，再之后保禄也离开去参了军。孙掌柜自己在鼎香楼守了半年，直到有一天接到保禄的来信，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去，收拾包裹到四川投军来了。
在那里，他没有见到保禄，却见到了本以为在大城市享受繁华的水根。原来水根并不是师娘的亲戚；或者说，他是在组织安排下，顶替了真正的蔡水根的身份到鼎香楼去做情报工作的。后来工作告一段落，他自然也就找借口回了队伍。部队驻扎的地方当然绝非什么大城市，甚至贫瘠而荒凉。蔡水根是情报工作的一把好手，演什么像什么，甚至被安排化名水儿、扮做女子与孙掌柜做一对假夫妻，他也把那当做组织的命令，顺理成章地克服了，只是告诉孙掌柜自己原名叫赵华。临走的时候带着两条女同志铰下来的自己的长辫子。
水儿和孙掌柜夫妻二人无法回到已经被日寇占领的鼎香楼，只好在亲戚处栖身，但因为亲戚也是开饭馆谋生，一切的生活秩序倒也没有与在鼎香楼时相差太多。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赵华同志从水根变成了水儿，从堂前转到了幕后，扮一个老实本分的贫家女子，成日里打扫房间，缝补衣服，被邻居围绕，闲扯些与掌柜的何时能有孩子之类的话，这些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事情令他格外痛苦，想到全中国的妇女都几乎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在过着这样的日子，那憋屈和愤懑简直无以言表。可他是多么富于忍耐啊，那些无法忍受的，他都忍受了，常人无法跨越的，他都勇敢地跨越了。他的头发越长越长，渐渐地用不着那两条辫子了。
好好赖赖地，日子就这么过，时常有艰险，但和孙掌柜一直摇摇晃晃地，总能支撑下去。就在某一个阴沉的傍晚，我们女扮男装的同志林静来到了他们的交通站，在互通身份之后，林静同志得到了他们的情报援助，孤身离开了交通站。
在她离开后三个小时左右，赵华同志始终放心不下，追随她的脚步而去。自然，他跟自己的搭档有过激烈的争吵。夫妻！掌柜的，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别告诉我你当真啦？啊？
他摔门而去，之后在暴雨当中找到了林静同志。她在黑夜中撞上了因暴雨临时改变巡逻路线的宪兵，被他们包围起来；原本打算绑了送交宪兵队总部，却在这种关头被看穿了女儿身，因而经受了非人的凌辱。终于赶来援助的赵华同志所看见的，只有林静同志奋力爬向河堤，然后跃入水中的一瞬间。
我在后门坐着，等着我媳妇回来，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怕不是要感冒，我赶快替他换衣服，但从衣服上淋漓滴下来的哪是水啊，分明就是血，我的手上一片鲜红。他喘了口气，把脸贴在我脑袋上说，对不起，当家的，给你添麻烦了。他勉强笑了笑，几乎像雨水一样透明的一笑，似乎可以被黑夜所穿透。我的嘴唇哆嗦起来。水儿，你不是要离开我吧。水儿。没了你交通站还怎么开得起来。
你一个人行的，掌柜的，好同志，你已经做的很好了。
他抱着我说，嘘……不要乱动……让我抱你一会儿……当家的，别难过，这样就很好。我心里还有点高兴。一直以来，都是我送别别的同志，现在，也能有个人送送我了，这个人是你，我很高兴……
第二天早上我媳妇儿还在炕上睡着，我没有打扰他。一出门，就看见院子里亮堂堂的全是我媳妇儿昨晚流的血，因为院子里地势毕竟比外面高，暴雨都没能冲干净血迹，反而化在了水洼里，一片血红。我赶紧打水来冲，一边冲一边想这人怎么能流那么多的血。
把一切料理好之后，我又急匆匆地赶到外面去招待客人，这一天我们那个小城里充满了新的风言风语，说昨儿晚上，两个宪兵被打死了，尸体横在街头。
谁干的？难道是八路？
不知道啊。
是八路就好了。
好什么啊，黑藤带人去查，发现那两具尸体身边的枪都好好地放着，子弹只损失了一颗。你想想，这说明什么？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倒是说啊！
说明啊，那个打死宪兵的人，——那个八路——自己有枪，是用自己的枪打死宪兵的。而且……
而且宪兵也打中他了！要不然那枪里怎么唯独少了一颗子弹。
就是说啊，所以现在黑藤正带着侦缉队满大街找各家生了病、卧床不起的人呢。所谓的卧床，没准儿就是在掩饰枪伤！诶，诶诶诶孙掌柜，你倒出来了！
哦，对不住啊。我赶快把溢到桌面上的酒擦干净。那客人又说，你媳妇儿呢，掌柜的？平常不都是她上菜伺候喝酒的吗。
去去，不害臊，老惦记着人家媳妇干嘛。
我眼角余光瞥见了小石头，游魂似地朝他走过去，石头啊，走，后厨给你留了两个火烧，跟我拿去。
他嬉笑着说怎么终于想做个好人了？现在要积德是不是太晚了。而后到了后厨立刻严肃起来，一把扯住我的袖子：你听着。
我们的计划是，事先打点好医生，然后伪装成水儿得急病猝死，出殡时用棺材把他抬出城去，在那里，会有我们的人接应。但恐怕，黑藤已经有动作了，他很快要来。
我始终在提心吊胆地等着黑藤来。当天下午，他就来了。
我们那条街，巷子口就住着一个医生，今天已经跟着黑藤和贾贵一行人走了一路，到各家搜查犯人，现在也让他替水儿看病——看看她究竟是什么病。怕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吧？贾贵这么说着，把枪拔出来，退出子弹递到我面前。你仔细看看，你媳妇儿是不是吃错了这种东西？
可是，医生毕竟是我中国人，对这帮土匪恨之入骨，他自己的儿子就是被宪兵一枪打死的，饶他医术高明，也只能捧着儿子开花的脑袋除了痛哭什么也做不了。蒙他尽心尽力地帮衬我们，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可依然尽力帮我们敷衍这帮鬼子，黑藤要亲自进屋，医生赶快把他拦下，用种种复杂的中医术语把他给糊弄住了。进了屋，他赶快对我耳语道：“怎么回事？”
我只好说对不住。
他掀开我媳妇儿身上盖的被子，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说，伤口处理得倒还不错，我再给重新裹一裹伤，我这药箱里……还有两支消炎药，你都拿上……我明白了，你没什么对不住我们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骚乱，黑藤大步走了进来，我这时候刚把两支药揣进袖子里，他则刚把被子扯上去，蒙住他的头，就像我们通常对尸体做的那样。我就看见大红的喜被遮住了我媳妇的脸。我俩都吓出一身冷汗来。
这床被子还是舅舅送的，据说是他和舅母结婚时的喜被。那会儿年成还好，天下也比现在太平，被子里的棉花不要钱死地絮得厚厚的。我带着一个陌生女人投奔他，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友福也娶媳妇啦，你娶亲的时候舅舅不知道，也没随什么贺礼。现在你把这床被子拿去吧。我虽有亲生儿子，可金宝的脑筋不大灵光，能不能给娶上亲还难说，眼下你俩的喜事儿却是实实在在的，拿去吧。
然后他就若无其事地出去糊弄黑藤那个老瞎子，说，太君，您非得要进去看干嘛呢，按我们中国的话来说，这叫血气，大凶，不吉利。
血气？什么血气，是不是受伤了？
贾贵在旁边把手枪的保险合上又打开，弄得咔咔响。
可不是吗，在我们中国，女人生产都是不吉利的，男人都不准进她的房间。像这样，刚怀上就流下来，还把当妈的一块儿带走了的，就更不吉利了，您哪，千万别进来啊。其实这女人已经死了，您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是日本人，我不怕这个，不怕你们中国人的习俗；我是军人，也不怕尸体。
他说，走进来了。我赶快把他往外面推，我说求您了太君，别打扰我媳妇的尸体……我几乎是惨叫一声，太君，您不怕尸体，我怕呀。
难怪你今天一大早就失魂落魄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枕边人已经咽了气儿的？但是你怕什么呢，她不是你的妻子吗？
我说我怕死，我媳妇儿死了，就跟我自己死了一回一样。
他说是吗。那个小小的房间，我媳妇在床上躺着，其他人呜呜泱泱地在底下站着，格外拥挤。黑藤终于笑了一下，说好吧，我不掀开被子，不让你看见死人的脸。还没等我松口气，他突然从贾贵手中把枪夺过来，啪啪啪开了五枪，每一枪都打在被子底下的我媳妇身上，开了五枪，因为那枪里只有五发子弹。那之后，他把枪扔在地上，像做了点不太剧烈的运动那样，稍微喘了口气，说，好，现在可以下葬了。
孙师傅给我讲他过去的事情，讲一会儿，停一会儿，期间，我们在村里头不断地四处打听，活活地转悠了半天，虽然家家户户都有养一两头猪，可也都是为了过年杀吃，没人愿意卖给我们。其实肯开门还算好的，大部分老乡被侵略者吓破了胆子，听见我俩用异国的语言讲话，早就吓得把门叉得死死的。最后在我们几乎要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时，路过一户人家，正天蒙蒙亮的时候，男主人拉着一头瘦驴要出门。现在大雪封了山，不可能是犁地，也许是去驼柴火。那驴又老又瘦，毛快秃了，根本干不了活，走两步就眼看着它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拉也也不动了。男主人气得回身照着它的眼睛猛抽。
孙师傅赶紧抢上去说，哎呀，老乡啊，行行好，把这驴卖给我吧！
这驴瘦得皮包骨了，一只眼睛被鞭子抽得哗哗流血，睁不开也闭不上，另一只眼睛还完好，竟莹莹有光，泪似的。我一时心软了，也把眼睛望着那男人，用他们的语言重复了一遍孙师傅的话。那男人用鞭子梢指着驴瘦骨嶙峋的脊梁，狐疑地问，你们要？
对，我们要。
你们要去干什么呢？这东西，他踢了驴身两脚，干活儿也不中用了。
中用中用，是买回去杀吃，干活？还轮不到它呢！
哦……男人于是把胳膊袖子抄起来，慢慢地靠在门框上，望着我们说，唉——呀，可是你们把这驴买走了，谁帮我干活呢？这驴虽然这副模样，真干起活来，还是好样的呢。
孙掌柜说喏喏喏！您真会开玩笑。他拍打着驴的脊背，“您看看，这都硌手啊。老乡，要不这样，您能把这驴安安稳稳，不叫它摔倒地牵到二里地外的荒林子里去，我啊，就不敢还价！”
这当然是那男人做不到的，终究，我们就用连长发的那两个银元就把驴买下了，回去的路上，我不由得称赞孙师傅。
孙师傅说，那是，讨价还价，你别看这四个字难听，透着股子尖酸刻薄的劲儿在里头，可是大有学问呢！就说小日本还在咱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的时候，把好好的老百姓当特务抓去，打死了，还要向家属讨要子弹钱呢！尸首他们也不给你，还得花钱买。四四年我媳妇儿被他们打死了，就在我从前开的那个小酒楼改的停尸房里搁着。半夜里我把帐上的钱全带上，现在也觉得对不住舅舅他老人家。银元有，一毛两毛的票子也有，准备票也有，还有我师娘留下的一两样银件儿，她老人家特意给我留下，有朝一日救个急的，我们一家人几十年的积累啊。我把这些钱全拿上，打了一个小包袱，临走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我就折回去，从我媳妇的枕头里面，把他藏下的枪摸出来了，掖在包袱最里面。
大半夜地，我就躲着宵禁的巡逻队走，一路走回鼎香楼去了。那时候是有一个值班的，仰歪在那儿正打瞌睡，我过去把他叫起来，他吓得一激灵：别找我！不是我打死你的！你要有灵，找黑藤那个老乌龟去！
看清楚我是人不是鬼，长长地喘口气儿，神气都回来了，跳着脚骂：要死了！大半夜的……
我说老总，与你做桩生意。
他把脚往一边停放尸体的的光板儿床上一翘，咚地一声，那尸体都弹了一下，死人脑袋就歪到一边，从遮着尸体的白布底下露出一张年轻但陌生的脸来。
生意？嘿，他抬了抬下巴，“喏，二十块大洋一具。”
我有几块大洋？来的路上，我把手伸在包袱里，来来回回摸索好几遍了，我只有十块大洋。另外十块，杀了我也再没有了。我陪着笑说老总，您看，您能不能通融通融？一手从怀里把银元一块一块地往外面摸，手都是颤抖的，银元在桌面上滴溜溜打转。他不耐烦了，伸手撕着我的领子说别磨磨蹭蹭的！拿来吧你！就压在我身上先扇了我两个耳光，然后把手往我怀里掏。就在这时候，我一下子把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了，紧紧握着我媳妇儿的枪，顶着他狗日的脑袋，他狗日的脑袋——这怂货一下子吓得快尿啦，连声说别开枪别开枪，有事儿好商量啊。孙掌柜，您大人有大量，小的一时冲动，别计较，啊？您，您拿去吧，不要钱……怎敢要您的钱？
我抱着我媳妇冷冰冰的尸体走出来，他的尸体还那么柔软，脸贴着我的胸口。我，一没有棺材收敛，二也不敢发丧，只走到河边去，让清江水流替他送葬。我看着他青白的脸孔慢慢地在水里沉下去，然后就在黑漆漆的水里不见了。我就这么跟我媳妇儿道了别。后来，我一路躲避着宪兵，说真的，那时候感觉还不如来个宪兵一枪把我崩了，可是偏偏又没有；你一旦不怕死了，就连子弹都躲着你走。可我媳妇儿那么勇敢、那么……悍不畏死的一个人，为什么偏偏就是他呢。黎明时分，我走到了公墓，组织上说会派来与我们接头的那个人穿着一件沾满泥土的白单褂儿，拄着锄头坐在一个坟堆边，已经没有什么任务要他去执行了。他一看见我，就站起来把锄头担在肩上走了，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到了组织在安庆地区的根据地。再后来，——我就在这儿了。要是我媳妇儿能在，跟我一起保家卫国，他该多么光荣啊。
那一路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四周只有风声，和咯吱咯吱踩雪的声音。
我们把驴牵回营地，一路上慢慢地走，那头驴一只眼睛流着血，一只眼睛流着泪，被炊事班的人按住要杀时，昂着脖子叫唤，怎么也不肯顺从赴死。孙师傅说，这驴也有骨气啊。他把手按在驴骨节都凸起的脊梁上，对它说：嘘，老伙计，歇息吧。那驴两条前腿终于弯曲了，跪在雪地上，另一个战士干净利落地结果了它的性命。没遭罪。
孙师傅的手艺叫大家赞不绝口，饭后，一起唱起了家乡的歌，少有的不是为了御寒，而是发自内心地士气振奋，觉得有歌词堵在喉间，非唱出来一舒胸臆不可。好像我们都成了和平年代的人，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战争。
我们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一条往事的大河，慢慢地流过去了。流过我们眼前。
